池上小说近作:那些被忽略了的痛苦
来源:文艺报 | 时间:2021年02月23日

文/李璐

  读池上的《在长乐镇》《桃花渡》,仿若自云深处走出一个艳影,穿着剪裁得体的旗袍,袅袅线香,爵士乐低低盘旋;这个艳影又频现于现世生活的风雨,伤心迸泪。几年前,与池上聊,池上说,这些人物原型与情感心理,她用虚构的多;而自己熟悉的人物与情境,是要过几年,待写作有了更强的能力,才去触碰的。翻开池上近两年的几篇小说:《蓝山农场1997》《创口贴》《曼珠沙华》《仓鼠》《摇太阳》《天梯》,我心里仿佛“轰”的一声,池上已开始让这部分切身体会进入自己的写作了。

  池上说过,她是杭州人,早年父亲做知青,去了杭州附近的平山农场。在农场,她度过了童年和最初的少年时光。后来,一家人又兜兜转转回到杭州。我也似乎记得池上给我看过农场的照片,小院一角的葱郁灌木,环境清幽。

  这少年生活的种种,在小说里结出了果。那些地名:白塔湖、长乐镇、狗爬桥、蓝山农场、子弟小学……于几年前池上的小说《在长乐镇》《分岔路口》等便已出现,在池上近两年的创作中真正显露真容,在我心里扎下根来。

  在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到当下的小说里,我仿佛看到了变化万千、幻出重重身影的同一个灵魂——她始终耿耿于怀的,是普通人们遗失在时间风沙中的痛苦,那些看不见的、隐藏起来的、被封在一个轻易不打开的角落里的往事,而实际上,它们可能是影响个人一生的童年记忆,是心里永远拔不掉的刺,总是顶破心壁、流出殷殷血影来。

  首先看到的一个词是“阶层”。池上的笔有一种力量,总能击破事物的表层、把其中直通血肉的部分展现出来。她就像那个直指“人们为什么要花钱办舞会?为了嫁女儿呀!”的奥斯丁,把人和人温雅外表下的尴尬、不和谐真切地呈现出来。池上小说中,人和人关系的实质,很大程度上与各自经济、地位的不同有关,以及这一切所造成的阶层优越感:像《创口贴》中,不能赶来为女儿程小雨送墨绿色校服的母亲郑桂莲是因为正在面馆“烧着面”,不能像班上其他中产阶层父母那样,做到似乎没有什么事比孩子穿上合适的校服参加班级活动更重要了——这便永远划出了两个圈子——也是程小雨疏离性格潜滋暗长的原因之一。而《摇太阳》里,黎薇的积木、洋娃娃、酷炫的有着360度过山车跑道的玩具轨道,是她在孩子圈中确立霸权、并依凭自己好恶决定孤立谁或不孤立谁的资本,也是她可以理直气壮假唱、拿郑瑶瑶的歌声装点自己的倚仗;直到她结婚时,这一切仍没有多少改变,她依然因儿时玩伴的地位高低,而决定邀请谁、不请谁。

  这是孩子世界的规则,更是成人世界的规则。被池上投注了更多关注度的叙事者本身,正如《庄子》里试图在世上求存的观察者,战战兢兢。一方面,她是聪明的、干练的,懂得眉高眼低,并能在这个阶层的序列中奋力往更高的层面走。同时,内心中,她被深深刺痛了:看到那些或者因为贫穷,或者因为不够聪明,而在“食物链”底端挣扎的同类,她充满同情,感受到深刻的痛苦,甚至比当事人更深地感受这痛苦,因为她本人的敏感;更因为,在这个层级链条上,谁也不会是完全安全的——就算在链条中有了跃升,前方依然是望不到头的层级。她所眼见的受欺凌者,很有可能就是下一分钟的自己。物伤其类,在有余力的时候,她可以为弱小者向资源充足者鸣不平,但她自身的位置亦不稳固,稍不留神,一样会坠入深渊:像《摇太阳》里的宋晓艺,全家回杭州碰上下岗潮,母亲冯淑贞还是托人才在新丰小吃店里做了洗碗工,父亲更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仓库保管员的工作。由前农场国营商店副经理变为仓库保管员,地位、家境一落千丈,父亲也变得越来越萎缩和沉默寡言。

  不仅外在环境对人群作着区分,即使在人类最小的组织单元——家庭里,也充满了各种优越感与歧视的阴影:“宋晓艺有时觉得冯淑贞节俭、正直的表面下还藏着另一个冯淑贞。”冯淑贞每每比较宋晓艺与黎薇的成绩,明明不喜欢黎薇、在黎薇来时又刻意表现得很热情,以及对郑瑶瑶的歧视……血淋淋的,无可逃遁。

  几乎可以说,这是具有“普世”意义的疼痛。农村之于城镇,城镇之于大城市,工人之于干部,钱少之于钱多……人世间有源源不绝的鄙视链与鄙视网,充满超越于人情之上的鄙视与伤害。很多人也许对此习焉不察,也许早已接受了命运、安于在这个链条中努力往上的行程,而池上,敏感而痛苦地将链条本身揭示出来,将人与人之间“咬啮的烦恼”归因于人与人经济状况、地位的差别。无论是《创口贴》中的程小雨、潘家和,或是《曼珠沙华》中的史千秋、应悦,还是《蓝山农场1997》中的“我”、赵安琪,人情、人性都在这长满了倒刺的巨网中辗转挣扎……史千秋,从教导主任到非教导主任,一职之差,天差地别,妻儿的生活、尊严都遭受着风刀霜剑的凌割。再如《摇太阳》介绍两个主人公的第一句:“宋晓艺和黎薇是蓝山农场子弟小学的同班同学。两人的父亲分别是蓝山农场国营商店的副经理和茶厂副厂长。”我想,这一句可为整个小说定下调子,其所内含的丰富信息量,足够两个孩子和读者品味。

  池上曾和我讨论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:“明明知道结尾了——他一开始就说了寺庙被烧,为什么我们还要看下去?就是他的厉害之处了,他洞察到了人细微的变化,还有隐秘的痛。”读池上近作,我感觉,池上亦写出了这日常生活中“隐秘的痛”。

  从《在长乐镇》《桃花渡》《春风里》到近两年的小说,池上笔下的人物悄然发生了变化,也许可以说,是从“英雄人物”到“小人物”的转变:唐小糖、阮依琴、林安娜……或因其美貌,或因其有唱戏的才能,特殊于一般人;而《创口贴》里的程小雨,《仓鼠》里的郝丽,《摇太阳》的宋晓艺,《天梯》的童雅各,他们从家境上、从相貌上,只是大时代中的普通人,他们对人在生长过程中一路遗落的风沙看得真切,所感受的也是每个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痛苦和创伤。

  小说《天梯》里有一段,写童雅各听母亲金淑荞说她名字的由来:

  她侧着身子,听到金淑荞说,妈妈以前不知道“雅各”的意思,看到天梯就给你起名叫雅各,但其实“雅各”的意思是抓。

  你看看,雅各在母腹里抓哥哥的脚,争夺长子的名分,等到了舅舅拉班这里又夺取了拉班的许多羊群。雅各这一生都在抓这世上的东西,直到他与神的使者在毗努伊勒摔跤,改名成了以色列,他的生命才真正有了转折。……他明白了自己需要的不是抓,而是内在生命品质的全然改变。

  从“抓”到“不抓”,池上的小说也悄然发生了质变。记得几年前,讨论小说《桃花渡》时,我对阮依琴的种种选择发出疑问:“阮依琴,会不会有点世俗?”池上在电话里咯咯笑了:“我就是个世俗的人哪。”我当时深服于池上对这个“世俗”的不推不拒。几年后再读池上近作,我蓦然发觉,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。我想,正是池上在创作上、在对人事的思考上一直以来的认真,忠实于内心感受,执著于所感的痛苦、深切思考和呈现,才如此出色地在美学上跃升到了更高的“美”的境界,突破了自我。“突破自我”说来容易,做起来却无比难,也许是世上最难的事,但池上做到了。

  与此同时,池上的文字风格也有一些变化。近两年的小说,句子的长度明显变短了。修饰成分(形容词、状语等等)大幅减少,每个分句基本不超过10个字。这是池上的自信,不需要将幽微细致的形容词很长地叠缀在一起、编织出情绪的张力效果,而是只余主语、动词的句子本身就因其内涵的趣味、信息量,因人物挣扎反思的意义来吸引读者。这是池上对小说文字驾驭力更强的明证。句子变短,也加快了小说的节奏,好比长枪换为了短刃,文字的冲击力更强了。几篇小说,我是一口气读下来的,从文字的阅读感觉来说,可以以一个字来概括:爽。字与字、句与句之间,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联系着它们。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,并不是如沙丘那般圆润的曲线相连,而是类似于一种开弓射箭的情况——弓箭手一箭射出,箭镞在空中划出一条自然的弧线,射中对面的机括或靶心的那种自然。句子与句子之间,前呼后应,前引后牵,张弛之间很有力道。在小说结构上,池上也是完全成熟了。5万多字的《天梯》,众多人物、多头线索,在一个极其自然的结构里开花吐叶。

  读池上近两年的小说,我看见一个敏感温柔又痛苦的思考者,她是有力量的,她又是自我怀疑的,她看出了“丰足”、“体面”背后的千疮百孔,又婉曲地表达出了永不愈合的伤口之痛。池上细腻的笔触、深切的体察,紧紧抓住了人与人关系的核心要素,写出了大时代纷转下,名利场中人物的升沉荣枯,做成了映照时代的明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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